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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大故事|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到煙臺師范專科學校

    來源:膠東在線  作者:   2018-05-09 15: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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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編 高等師范專科教育

      ——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到煙臺師范專科學校(1958年8月—1983年12月)

      1958年8月,經山東省委、省人民委員會和萊陽地委、行署批準,在萊陽師范學校的基礎上成立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學校從此邁入普通高等院校行列。1960年12月,更名為煙臺師范專科學校。1962年,山東省教育廳決定煙臺師范專科學校“下馬”,改為山東省煙臺教師進修學校,高等教育暫時停辦。1963年,學校按照省內高校的調整要求,高等教育重新“上馬”,恢復專科辦學。1964年,國務院批準恢復煙臺師范專科學校建制。截止1983年,學校已有26年師范專科教育的辦學歷史。26年間,學校雖然歷經“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的沖擊和國家經濟困難時期的影響,但始終堅守紅燭精神,艱難拓荒,百折不撓。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經過撥亂反正,峰回路轉,迎來發展的春天,學校在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成為當時國內頗具影響力的高等師范專科學校,被譽為“全國高等師范專科學校的排頭兵”。

      第四章 高等師范教育的起步

      (1958年8月—1966年5月)

      1958—1965年,是學校專科層次的高等師范教育在起伏中艱辛拓荒的時期。學校高等教育草創的8年間,經歷了萊陽辦學和煙臺辦學兩個時期。

      高等教育辦學初期,學校基本設施簡陋,干部和教師隊伍不齊,同時也面臨著“三年自然災害”的嚴重經濟困難和當時各種“左”的思潮的干擾。雖然困難重重并曾跌入高等教育“下馬”的低谷,但經過8年努力,學校獲得了較大發展。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在校內發動時,全校已有在校生603人,教職工189人,其中教師90人,講師10人;并已建成中文、英語兩座教學樓,3號、5號、6號三座宿舍樓和一棟學生食堂,校舍建筑面積達1.596萬平方米;培養五屆全日制專科畢業生742人、進修生200人以及大量函授生和輪訓生,受到用人單位的廣泛好評,積累起良好的辦學聲譽,是20世紀60年代山東省內辦學歷史最長、社會評價較高的師范專科學校。

      第一節 萊陽師范專科學校的籌建與創立

      一、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創建的歷史背景

      萊陽師范專科學校的創建既是當時國內高等教育“大躍進”的產物,也是萊陽師范學校經過28年深厚歷史積淀終于破繭成蝶的結果。

      1958年,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社會主義改造與第一個五年計劃取得順利進展的形勢下,1958年5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爭取在15年或者更短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和超過英國。會后,全國各條戰線迅速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6月份結束的全國第四次教育工作會議標志著全國教育領域“大躍進”的開始,各地在倉促中創辦了大量的高等學校,以適應全面“大躍進”對高等人才的需求。

      在全國各行業“大躍進”的影響下,山東省教育廳根據中共山東省委第六次宣傳工作會議精神,于當年制訂了《全省教育工作大躍進“百日奮戰”計劃要點》。年內,即主要以“中專戴帽”的方式快速新建高等院校36所,其中師范專科學校5所,萊陽師范專科學校正是其中之一。此前山東省僅有高等學校13所,其中高等師范院校2所,此次新建高校數量之多、基礎之薄弱、籌備之倉促前所未有,體現出“大躍進”期間社會對加快高等教育建設的“烏托邦”式的熱情,并產生了一些負面后果。在這種大背景下,萊陽師范專科學校的創建不可避免地帶有倉促上陣的成分,但由于學校高等教育的創辦上承山東省立第二鄉村師范學校、膠東公學師范部(科)和萊陽師范學校28年薪火相傳的歷史傳統,師范教育的基礎扎實,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淀和良好的辦學聲譽,雖然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上陣倉促,但高等教育創立以后,不僅立得住,而且立得牢。也正因為如此,在1963年山東省進一步進行高等教育調整,大量裁并高校的形勢下,當時已搬遷煙臺的煙臺師范專科學校被保留了下來,成為當時山東省唯一的師范專科學校和僅有的16所高等學校之一。

      二、萊陽師范專科學校籌備與創建的經過

      萊陽師范專科學校的籌建在倉促中進行。從1958年6月25日啟動建校的籌備工作,至當年8月1日學校正式成立,僅用了1個多月的時間。

      6月25日,中共萊陽地委、行署派時任萊陽行署副專員、中共萊西縣委第一書記的倪江同志負責籌建組織領導工作,成立了學校籌建領導小組。6月30日,起草了《關于籌建萊陽師范學院的初步方案》,將學校的性質定位為本科層次的新型正規師范學院,學校擬命名為“萊陽師范學院”。后又根據上級指示精神,著手修改6月30日的初步方案,7月23日正式脫稿,形成了《關于籌建山東省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初步方案(修正案)》,修改籌建學校的性質為專科辦學層次的新型正規的高等師范學校,學校定名為“山東省萊陽師范專科學校”。該修正方案詳細闡明了籌建學校的專業設置、學制、規模、師資、辦學經費、招生、組織機構及未來發展規劃等八個方面的問題。

      8月1日,經中共山東省委、省人民委員會和中共萊陽地委、行署批準,在萊陽師范學校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萊陽師范專科學校,校址設在萊陽城內文化街33號,由中共萊陽地委主管,為副廳級單位。9月16日,全校師生員工在萊陽工人俱樂部舉行了建校開學典禮,萊陽地委、行署的負責同志和區直機關各大單位的代表紛紛到會祝賀,熱烈慶祝萊陽地區歷史上第一所高等師范學校的誕生。9月23日,《山東省人民委員會頒發高等學校印章的通知》(〔58〕魯二乙字第4884號)公布頒發給學校木柄銅制印章一枚,印文:萊陽師范專科學校。9月28日,學校行文公布自1958年10月1日起正式啟用“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印章。

      10月17日,經中共萊陽地委批準,組建中國共產黨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委員會,倪江任黨委書記,這是師范專科學校歷史上的首任黨委書記。11月18日,學校遷至原萊陽專區商業學校和萊陽軍分區舊址。12月5日,煙臺地委〔58〕237號通知公布,經山東省委批準,時任煙臺地委宣傳部長的魯有言兼任萊陽師范專科學校校長,成為師范專科學校歷史上的首任校長。1959年3月19日,煙臺專員公署〔59〕煙人字第171號通知公布萊陽師范專科學校校委會組成人員,魯有言任主任委員。至此,學校的黨政領導班子配齊。

      1959年9月3日,經中共煙臺地委批準,地委宣傳部任命魯有言為學校黨委書記兼校長。9月12日,倪江調任萊陽農學院黨委書記。魯有言從此全面主持學校領導工作。

      三、首屆招生及師資配備

      1958年7月23日,《關于籌建山東省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初步方案(修正方案)》對首屆專科的專業設置、學制及招生規模、招錄方式和師資配備事宜進行了詳細論證。根據當時萊陽地區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以及教師、學生的來源和教學設備基礎,擬設中文、數學、物理、化學4個專業,各專業各招1個班,每班40人,計160人,學制兩年,并計劃1959年起招收四年制本科生。

      首屆新生的招考工作是在8月1日學校正式成立之后進行的,但未能按照預先的計劃招生。中文、數學兩個專業的招生由山東省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統一招考,考試合格的有85名應屆高中畢業生,實際入學69人;物理、化學兩個專業的招生按照山東省教育廳的指示,由學校從萊陽轄區內的小學教師中自主選拔錄取,考錄工作在中共萊陽地委、行署的大力扶持下進行,共錄取新生86人。合計招生155人,編為四科:中文科、數學科、物理科和化學科。中文、數學兩科的生源主要由高中應屆畢業生構成,中文40人,數學35人,學制兩年;物理、化學兩科的生源全部來自區內小學教師,兩科各40人,進行速成高等師范教育,稱為“專修班”,學制一年。

      1959年8月,煙臺地委、行署決定,萊陽小學教師進修部歸萊陽師范專科學校統一領導。1960年6月24日,學校成立函授部,設函授專科班。學校的辦學層次進一步豐富。

      師資配備方面,從原萊陽師范學校已有的教師中選拔8名教師任師專教員,其中,劉義軒、孫永年任中文科教員,魏遠、李銘新任數學科教員,曹仲敏任政治教員,張國雄任教育學教員,韓永昌任心理學教員,孫振宇任體育教員;另外由山東省教育廳從當年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中分配來5名專業教師,高世政任中文教員,趙清沂任數學教員,王至正任物理教員,姚錦麟、李增寶任化學教員,共計13人,師生比1︰12,分配來的教師中不乏有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重點大學的畢業生。

      當時的辦學條件極為簡陋。辦公室、教室、宿舍全為小平房,室內都是泥土地。學校大門朝西,兩邊分別掛著“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和“中國共產黨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委員會”的牌子。校內道路全為土路,剛栽不久的柳樹分立兩旁。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學校啟動了高等教育辦學。

      四、萊陽師范專科學校時期的教學與科研

      從1958年9月8日首屆新生入學到1960年整整兩個學年里,萊陽師范專科學校嚴格貫徹中共中央在當時提出的“教學、科學研究與生產勞動三結合”的教育方針,并特別加強政治教學,通過教學改革轉變教育觀念,促進教學、科研與社會實踐的結合,培育政治思想進步、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人才,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各科都按照教學改革的精神編制了詳盡的工作計劃,強調堅持上課的同時,務必保證充分的生產勞動時間。自1958年12月25日起實行5︰1︰1的新制度,即每周上課5天,勞動1天,休息1天。同時也對教學內容和教學方式進行了系列改革。教學內容方面,對現有的教材,實行“砍、鍥、合、補”的改革辦法。以中文科的古典文學為例,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批判地接受古代文學的精華為綱領,按照“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原則編選教材,如:刪除了《詩經》中《靜女》、《將中子》等愛情題材的篇目,增加了《墨子》和《列子》等一些具有民本主義思想傾向的篇目。漢賦、六朝的駢體文在文學史上雖有一定地位,但因屬于反現實主義的作品被全部刪除。其它科目的教學也堅持做到教學內容為政治服務,與生產勞動結合。教學方式方面,一是打破課堂授課為唯一教學形式的舊傳統,采取校外上課、聘請校外教師上課和有目的地參觀等多種方式,豐富教學形式;二是課堂教學采取師生共同活動的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獨立的工作能力。

      在科學研究方面,學校重視科研工作與生產勞動及社會實際的結合,成立了30余個研究小組,如細菌肥料小組、糠醛小組、煤干餾小組、水泥小組、紗罩小組、印染小組等。物理科的同學編制了風力降雨器、制造了安培機和流線型演示器等18項教具;化學科制造出萘乙酸、花生皮綜合利用等15項產品;數學科制造了經緯儀、編制了萬能蒸汽發電機模型;中文科編寫了萊陽地區農民起義調查報告,為當地工廠編寫了廠史。1959年5月勞動節和青年節期間,學校舉行了科研成果展覽會,展出科研成果400余件。1960年3月25日,全校師生255人分成15個小組,到工廠、農村開展了歷時15天的科學研究和技術革命。中文科師生組成兩個小組分赴產芝水庫和水集人民公社,與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體驗實際生活,進行文藝創作;化學科幫助萊陽化工廠成功將鉀肥中鉀的含量提高到5.1﹪,超過山東省要求標準的1.1﹪;物理科幫助萊陽鋼鐵廠和萊陽動力機械廠試驗煤氣煉鐵獲得成功;數學科運用線性規劃理論制定了許多生產、調度、規劃方案,其中,為煙臺專區公路局制定了車輛調度方案41個,有效地解決了煙臺市內交通運輸緊張的問題,同時還為萊陽城鄉人民公社完成了小平水庫的設計,引起較大反響。5月,數學科因此被評為代表山東省出席全國文教戰線群英會的先進單位,學校選送數學科教師魏遠出席會議,名單報到省里后,因當時有個特務也叫魏遠,怕引起誤會,學校改派數學科黨支部書記陳壽松出席大會,并在會議上作了典型發言,這是學校創辦高等教育以來獲得的首項國家級榮譽。

      第二節 遷址煙臺與更名煙臺師范專科學校

      一、遷址煙臺的前后經過

      萊陽師范專科學校遷址煙臺并更名煙臺師范專科學校事因1958年山東省進行的行政區劃調整。1958年5月,煙臺市由省轄地級市改為省轄縣級市,委托萊陽專署督導。同年8月,萊陽專署駐地遷往煙臺市,11月,萊陽專員公署改稱煙臺專員公署,煙臺成為這一地區新的政治、文化中心。1959年學校開始醞釀校址搬遷煙臺的事宜。同年夏,學校派專人到省委申請遷校事宜,獲得批準。10月10日,擬訂了《萊陽師范專科學校關于申請移校及選購用地的報告》。10月28日,煙臺專員公署行文批復了學校的申請。

      學校會同煙臺市城建局選定新規劃的文化區內的上世回堯村西為建校地址。11月26日,煙臺城建局批準了學校新址,征地152畝。該處西北兩面有蒼翠的大山環抱,冬暖夏涼,東南有交通便利的寬平公路,近北有常年流淌的小河,東與上世回堯村為鄰,是理想的校園新址。基建規劃當年完成并獲批準,12月7日,山東省委批準投資14萬元的首批建設經費,隨即中文樓開始動工建設。

      1960年6月24日,中文科首批遷至煙臺新校址參與新校建設,隨后數學科遷來煙臺,物理、化學兩科及函授部仍留在萊陽。9月,函授部、機關(部分)由萊陽遷至煙臺。12月27日,山東省人民委員會〔60〕魯高乙字第1315號文件批復:同意將“萊陽師范專科學校”改名為“煙臺師范專科學校”。1961年1月1日,學校開始在煙臺新校址正式對外辦公。5月29日,煙臺專區教育行政干校并入煙臺師范專科學校。11月,物理、化學兩科由萊陽遷至煙臺(因新址校舍不充分,暫寄原煙臺幼兒師范學校)。學校師專部與中專部分離,分離后的中專部改稱“萊陽師范學校”。至此,學校完成了歷時一年半的搬遷工作,開始了煙臺創業的時期。

      二、煙臺師專初期的艱苦創業

      1960年,持續的“大躍進”運動造成了國民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下,1960年6、7月間,中文、數學兩科率先從萊陽搬遷煙臺。在嚴峻的困難形勢面前,新校的許多基建項目不得不暫時停工。沒有家屬樓,廣大教師、干部都住集體宿舍;沒有伙房,師生們不分嚴寒酷暑在簡易的席棚里就餐;無電缺水,師生共同到校外用地排車拉水;糧食嚴重不足,師生員工懷著“咬得菜根,百事可做”的信念,篳路藍縷,創業維艱。

      這一時期,學校的核心工作是“一手抓教學,一手抓生活”,同時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堅定師生員工堅信黨、堅信社會主義、戰勝困難的信心。期間還組織師生員工停課下鄉支援農村的“三秋”工作。

      在極度艱苦的辦學條件下,學校黨委認識到,生活搞得好壞,直接關系到學校工作的全局。1960年冬,在學校黨委的直接領導下,由書記負責,成立了生活指導小組,具體管理生活工作。建立了有教師、學生、管理人員和炊事員等各方面代表參加的定期會議制度,實行民主管理。同時充實了總務處的領導力量,選派優秀干部下伙房,加強炊事人員的政治思想教育,改善服務態度,調動炊事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由于采取了政治進食堂,干部下伙房和實施民主管理等措施,伙食工作不斷改進,保證了吃粗、吃熟、吃飽,師生基本滿意,在一定程度上為教學工作解除了后顧之憂。

      1960年寒假,根據山東省教育廳的指示精神,學校成立了寒假生活指導委員會。在放假之前,對師生進行了一次形勢任務和人民公社政策的教育,教育師生員工正確認識面臨的困難,充分休息、養精蓄銳、精力充沛地迎接新學期。同時還按照國家的供應標準,把春節的副食品如數發放下去,并幫助購買車、船票,保證師生員工過一個心情舒暢的節日。對留校的師生,安排了新的作息制度,除參加少量的生產勞動和進行必要的學習外,剩下時間全由自己安排。同時積極改善伙食,并為留校師生開放圖書館、閱覽室、游藝室,還組織了晚會,豐富文化娛樂生活。

      “認清形勢,明確任務”是貫穿這一時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一根紅線。學校黨委認識到,在“一手抓教學,一手抓生活”的同時,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必須適時跟進。政治是統帥,思想是靈魂。如果只抓生活和教學而忽視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就會迷失方向;如果脫離生活和教學,孤立地進行思想政治工作,必然流于形式,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三、困難時期的教學與科研

      1960年8月15日,經煙臺地委文教部批準,學校晉升姚錦麟、劉義軒、魏遠、曹仲敏、張國雄、姜云章六位同志為講師(學校10月1日正式公布),這是建校以來晉升的首批講師。下半年開學之初,學校組織了停課下鄉,支援農村“三秋”工作。歸來后,學校對此前的教學工作進行了深入地調查研究,提出當時教學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如何恰當處理數量和質量的關系。調查發現,有的學科進度過快,學生消化不好,部分教師存在著只要講得多,就能提高教學質量的錯誤認識。針對這種情況,學校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倡導干部深入教研組,和教師一起研究教學,制定提高教學質量的措施。在保證重點課程的前提下,減少一般課程的課時,適當放慢了教學進度,講精講透,解決了重點不突出和教材羅列的問題。其次,對課堂講授和學生課外自習的比例作了調整,規定重點課程是1︰1,非重點課程是1︰2。第三,依據勞逸結合的原則,嚴格執行學習八小時的規定,給學生充分的自由支配時間。第四,改進了圖書資料的供應,提高了印刷講義的質量。在考試方法上也做了相應的改革,采用實際應用和理論測驗相結合的辦法考查學生的學習效果,引導學生提高理論聯系實際的能力。

      1961年,學校遵循中共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提出了進一步提高教育質量的教學工作思路,著重抓了三個方面的工作:首先,以師范專科學校的培養目標和教學的目的任務為準繩作為各個專業、各門課程提高質量的標準,確定學校的培養目標是培養直接服務于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又紅又專的初中教師,根據這一目標系統改革課程設置和課程教學。其次,加強調查研究,從實際出發確定提高教學質量的措施。重點對1960年第一屆畢業生中25人的教學實踐能力進行了調查訪問,同時比照煙臺三中、五中、六中、萊陽一中當時教學發展的趨勢和有關專業應具備的專業知識及教學能力,提出改進教學質量的措施。再次,確立提高教學質量的三個主要環節,一是提高教師的備課、授課質量,加強對學生的輔導;二是整頓學習紀律,嚴格學習要求;三是開展學術研究,以學術研究促進教學,通過擴大課外閱讀開拓學生的知識視野。

      這期間的科學研究工作確立了科研為生產救災服務的工作方針。一是結合下鄉助農生產,向社員講解關于線性規劃在農業上的應用,并傳授了制造代食品的原料和方法,科研普及,服務社會,頗受群眾的歡迎。二是將科研重點放在支援工農業建設和大搞代食品的技術攻關上,進行了諸如人造肉精、小球藻、麻菇、葉蛋白以及各種植物淀粉的科研開發。緊密結合生產、生活實際的科學研究工作,不僅在校內形成效益,改善了廣大師生員工的生活,而且有效地服務了地方的生產救災運動。

      1961年3月,學校遵照中共中央關于“壓縮城鎮非農業人口”的指示精神,按照中共煙臺地委教育工作會議的統一部署,撤銷1960年招收的五年一貫制物理高專班,84名學生轉到萊陽、文登、蓬萊等師范學校學習。5月29日,煙臺專區教育行政干校并入煙臺師范專科學校。

      第三節 調整為煙臺教師進修學校

      一、學校高等教育遭遇“下馬”的歷史背景與經過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正式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這表明“大躍進”運動實際上已被停止,國民經濟開始轉入調整的新軌道。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要恢復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帶頭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隨后,相繼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農業六十條”)、《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這些條例實行后,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一系列規章制度逐步恢復和建立起來,經濟調整有了明顯的起色。同經濟工作的調整相配合,科學、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7月,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學校和中等學校調整工作會議,討論了縮短戰線、壓縮規模、合理布局、提高質量等問題,開始糾正“大躍進”期間的冒進錯誤,大批的高等學校被裁撤。

      1962年7月,煙臺師范專科學校改為山東省煙臺教師進修學校,歸屬山東省教育廳主管。高等教育暫時停辦,當年停止全日制專科招生,學校的主要任務轉向培訓在職中學教師。1962年下半年開始承擔煙臺地區的初中教師培訓任務。9月27日,根據山東省人民委員會的指示,把征而未用的38.7畝土地,退還給上堯村。10月8日,設輪訓處。11月3日,學校行文公布自當年11月10日起啟用“山東省煙臺教師進修學校”印章,原“煙臺師范專科學校”印章同時停用。同年,設政治專業,當年招該專業進修生80人,中文、數學、理化合計共招進修生200人,學制一年。

      1963年2月,依據學校辦學性質的變化,內部機構設置也進行了相應調整。經校黨委研究決定,建立中共煙臺教師進修學校政治科、函授部、理化科支部委員會。撤銷原中共煙臺師范專科學校物理科、化學科支部委員會。

      二、教師進修學校期間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從1962年7月學校高等教育“下馬”到1963年8月高等教育重新“上馬”的一年間,學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運動頻繁。1962年,開展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運動。1963年,先后開展了新一輪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增產節約及“五反”運動。

      1963年2月12日到3月底,學校組織廣大干部職工深入學習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文件,開展新一輪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此次運動對教職員工的政治思想情況進行了細致檢查,總結出需要認真加以解決的“六多六少”現象,即:強調專的多,注意紅的少;物質鼓勵多,幫助教育少;討價還價多,服從組織少;一團和氣多,政治團結少;安于現狀多,要求進步少;無原則糾紛多,維護原則少。整個運動持續一月有余,以“增強階級斗爭觀念,提高階級覺悟,堅定無產階級信仰,明確階級斗爭的規律”為宗旨,全面提高師生員工的社會主義覺悟。

      第四節 恢復為煙臺師范專科學校

      一、高等教育重新“上馬”的背景及經過

      山東省教育領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從1962年開始到1963年基本結束,前后經歷了兩次。在1962年的初步調整中,煙臺師范專科學校“下馬”改制為煙臺教師進修學校。1963年,對省內高校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整、充實,停辦了濟南工學院,將其農業機械專業并入山東工業學院,同時決定保留此前“下馬”的煙臺師范專科學校和昌濰醫學專科學校。經過這次調整,全省共有各類高等學校16所,煙臺師范專科學校成為省內唯一的師范專科學校、3所高等師范學校之一。

      1963年8月,中文專業恢復全日制專科招生,同時增設英語專業,并于當年開始招生,中文、英語兩個專業各招收三年制專科新生82人和116人,合計198人。原有的數學、物理、化學專業從此停辦,直到1971年3月才得以恢復。

      同年,在調整中遭遇下馬的泰安師范專科學校的俄語專業并來部分教師及圖書,學校成立俄語科,當年招輪訓生39名。1964年1月30日,山東省計劃委員會批準學校規模為在校生1000人,教職工編制300人,計劃投資132.5萬元,擴建校舍面積1.596萬平方米,占地10公頃之內。4月5日,國務院批準正式恢復煙臺師范專科學校。4月10日,啟用“煙臺師范專科學校”印章,同時停用“山東省煙臺教師進修學校”印章。5月10日,校黨委公布啟用“中國共產黨煙臺師范專科學校委員會”印章。學校高等教育辦學停辦1年多后正式得以恢復。

      二、高等教育辦學思想的探索

      從1963年8月恢復高等教育招生到1966年6月,是學校高等教育辦學條件逐步完善,基礎建設獲得較多投資的時期,也是學校進一步探索高等教育辦學規律,并形成了豐富歷史經驗的時期。這一時期,國民經濟逐步好轉,學校的辦學條件得到改善,以教書育人為中心的辦學思想在探索中漸趨清晰,辦學規模不斷擴大。

      1963年夏,學校面臨高等教育重新“上馬”之后的首次招生。學校黨委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經過深思熟慮,確定了學校高等教育辦學的基本任務,即:培養又紅又專又健康的、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的、能夠擔負起培養堅強的革命后代的任務的中等學校教師。

      新設的英語專業的培養目標是,按照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要求,培養又紅又專又健康的、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的、革命化、勞動化的中等學校英語教師。要求畢業生成為:能自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的、具有一定生產勞動技能的、具有健全體魄和受過一定軍事訓練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成為具有英語基礎知識和聽、說、讀、寫的基本能力的人民教師。三年學習期間,除深入工農參加一定時間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的實踐鍛煉外,主要課程設有:毛澤東著作選讀、形勢與任務教育、毛澤東教育思想、軍事體育、英語基礎課、英語語法、漢語文選與習作等。1963—1965年,該專業的年招生規模始終保持在120人左右,3年共招生363人,在當時的山東省諸高校中,該專業的招生規模較大,教學質量較高。

      中文專業是學校建校以來辦學歷史最長的專業,這一時期,中文專業確立的培養目標是,按照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的要求,培養又紅又專又健康的、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的、革命化、勞動化的初中語文教師。要求畢業生能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能自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既能從事腦力勞動又能從事體力勞動,能掌握黨的有關語言文學的方針政策,具有漢語言文學的基礎知識和閱讀、寫作、分析批判的基本能力,能勝任初中語文教學工作,受過一定軍事訓練,并具有一定的農業生產技能和健全體魄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三年學習過程中,除深入工農參加一定時間的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的實踐鍛煉外,主要學習內容設有:以毛澤東著作為主要內容的中共黨史、政治經濟學、哲學、形勢任務教育、毛澤東教育思想、軍事體育、毛澤東文藝思想、現代語文與習作(包括文選、習作和現代漢語)、中國現代文學、中國古代語文(包括古代文學史、古代作品和古漢語)、選修課以及有關專題講座等。

      這一時期的學生,在讀期間都享受人民助學金待遇(膳食費一律由國家負責),并享受重點補助和公費醫療的待遇。

      第五章 “文革”時期的煙臺師范專科學校

      (1966年6月—1977年7月)

      1966—1976年,我國經歷了“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在這場歷時10年之久的內亂中,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遭受到嚴重破壞,教育界更是成為重災區,煙臺師范專科學校也未能幸免。10年間,學校歷盡劫難,在沉重的政治浩劫中迷亂,黨的組織被破壞,老干部和教師受摧殘,部分資產流失,停止招生達4年之久。盡管1970年校黨委得以恢復并艱難地開展工作,1971年之后也招收了工農兵學員,并舉辦了各類形式的輪訓班,在困境中堅持辦學。但整體來看,“文革”十年是學校各項工作屢經磨難的10年,是廣大干部和知識分子遭受沉重打擊和殘害的10年,是教育思想被攪亂、是非標準被顛倒的10年。

      第一節 “文革”初期的學校工作

      一、“文革”發動,師生員工開始大串連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向全國發布“五·一六”通知。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余波所及,煙臺師專整個校園躁動不安。10日,中文科學生貼出第一張大字報。6月13日,學校黨委決定放開搞文化大革命。幾天之內,大字報、大標語層出不窮。6月16日,煙臺地委工作組進校,代替校黨委工作。19日,省委工作組進校。8月,學校成立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無產階級紅衛兵”等大量名號繁多的紅衛兵組織。奉上級指示,學校取消期末考試,停放暑假,66屆畢業生延期分配,集中力量校內“鬧革命”。10月初,省委工作組撤離,學校陷入混亂狀態,全校師生員工開始離校大串連。

      二、革委會成立,校內奪權

      1967年2月20日,在所謂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下,煙臺師范專科學校革命委員會成立并發布成立宣言。該革命委員會的組成單位是校園內11個造反派組織,革委會委員主要由各類造反派組織的頭目組成,他們中有不少人是64級(推遲至68年畢業)、65級的在讀學生。該革委會成立之初即將矛頭對準校黨委和校行政,在全校發動了所謂“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對黨委書記兼校長魯有言、副校長李半農等一些領導干部進行批斗,將他們視為“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他們強行踢開黨委,行使領導學校的權力,奪了學校的權,校黨委和校行政陷入癱瘓。3月,該革委會受到黨委部分成員及干部、教師的抵制,不得不重新改組,按照“三結合”的原則吸收了少量的原黨委成員。1967年7月,軍(工)宣隊進校,學校的派性沖突有所緩和。10月,煙臺地區革命委員會批準了這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為學校的權力機關。1968年7月,運行一年的學校革命委員會再次進行改組,此次改組的革委會由22人組成,其中軍代表1人、革命干部6人、群眾組織代表14人、工人代表1人,并由其中9人組成常委會。此后數年,該革命委員會成為指揮學校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權力機關。

      三、復課鬧革命與節約鬧革命

      早在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央“文革小組”就聯合發出了《關于大、中、小學復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各大、中、小學校停止大串連,返校復課鬧革命。但此前一年多的停課鬧革命已經使學校陷入癱瘓,師生員工四處串連,返校復課困難重重。直到1968年3月15日,煙臺師專革命委員會發布《關于進一步搞好復課鬧革命的決定(討論稿)》和《關于進一步節約鬧革命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兩個文件,師生才逐漸返校,開始復課鬧革命,教學工作在混亂中得到部分恢復。

      《決定》要求:(一)學校復課,一邊教學,一邊改革。“橫掃派性和無政府主義兩大害,肅清復課鬧革命的思想障礙,同一切破壞復課鬧革命的壞人壞事作不可調和的斗爭”。(二)大力復好毛澤東思想之課。在會議、上課及其他集體活動之前做到首先向毛主席致敬,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高唱東方紅,學習最高指示。每天兩小時的“天天讀”是雷打不動的毛澤東著作學習時間,任何人不得隨意動用,學習時間各單位停止一切業務活動,不辦公、不接待、不打電話,集中精力學習著作。(三)嚴格上下班制度。(四)遵照毛主席、黨中央關于按系統組織大聯合的指示精神,各單位一律在革命的原則下,按照教學的班、級、科實行革命大聯合。在校革委的統一領導下,進行斗、批、改。(五)立足本校鬧革命,節約鬧革命,杜絕隨意毀壞和盜竊學校財產的行為。

      1968年秋,隨著66屆(含64、65級)407名學生畢業離校,學校已沒有全日制在校生,復課鬧革命被迫中斷。10月25日,校革委組織在校教師去棲霞徐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搞“斗、批、改”。此后兩年多,學校的專科教學工作全面停頓。

      四、高等教育教學工作全面停頓

      從1968年秋66屆畢業生離校到1971年3月招收首批工農兵學員的近三年,是學校高等教育教學工作全面停頓的時期。期間,學校的主要工作是,在校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按照上級革委的要求,組織教職員工開展各種形式的“文化大革命”。

      1969年3月,學校開始整黨工作,并選舉了臨時校黨委,但未獲上級部門的批準,試圖重建黨組織的努力遇阻。7月,組織部分教師到棲霞、榮成、招遠搞教育革命,歷時1年,在當地辦短訓班,培訓中學在職教師。暑假后,在校內舉辦短訓班。10月,部分教師下工廠,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10月23日,部分教師到乳山縣欒家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1970年,學校陸續創建了一些工廠和農業基地。5月1日,創建“五七”機械廠,竇錫發任黨總支書記兼廠長。9月,物理科創辦晶體管廠。11月,在鳳凰臺前,開辟學農基地。至1971年,學校已建有“三廠一場”,即“五七”機械廠、晶體管廠、氧化鑭廠和“五七”農場。是年9月,學校實行軍事建制,各教學科改為連隊。

      第二節 招收和培養工農兵學員

      一、恢復招生的歷史背景與經過

      從1966年至1970年,學校整整4年沒有正式招生。1968年秋至1971年春的兩年多,校園內甚至沒有一個全日制學生,學校不得不全面停止教學活動。學校的高等教育辦學陷入空轉的尷尬境地。直到1971年,這種情況才得到改變。

      1971年3月8日,中文、英語、數學、物理、化學專業恢復招生,首屆工農兵學員323人入學,學制2年,但71級工農兵學員的實際在校時間是二年半(1971年3月8日入學到1973年8月26日畢業)。1972年4月,學校取消軍事化建制,原5個專業連恢復為中文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英語系,各系設黨支部和系務委員會,校機關設政治處、教務處、總務處。1973年8月,成立進修部。在此后運動頻仍的文革歲月里,學校雖然歷經坎坷,但高等教育辦學再沒有停頓過。

      二、舉步維艱的教學工作

      學校工農兵學員的招生和培養從1971年3月開始,到1976年終止,共招收6屆1754人。學校遵照毛澤東“大學還是要辦的”,“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的指示,按照“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方式招收學員,基本忽略了學員的文化考查,導致學生的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受當時教育環境的影響,頻繁的政治運動占用了大量的學習時間,部分學員無心專業學習。雖然也有一些師生希望增加上課時間、加強專業學習,但總被視為“單純的業務觀點”而遭到批判,教學工作阻力重重。

      71級工農兵學員入學之初,即開展了長時間的“查變”、“批清”運動。對學員提出了“四變、四不變”的要求,即“崗位變了,繼續革命的決心不變;環境變了,勞動人民的本色不變;任務變了,艱苦奮斗的作風不變;千變萬變,忠于毛主席的紅心不變”。運動中進行了“七查”,查是否認真讀毛主席的書,查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繼續革命的覺悟,查“上、管、改”的責任感,查是否保持工農兵的本色,查是否在各項工作中堅持政治掛帥,查是否關心國內外大事,查領導班子的革命化。

      1971年10月,學校又開展所謂“狠抓教學領域的兩條路線斗爭”的革命大批判,全面否定了1958年建校以來的辦學成績,并確立起指導此后教學工作的一系列“左”的方針政策。在辦學方向上,批判“智育第一”、“理論至上”,打破關門辦學,實行開門辦學,大破課堂中心論、單純業務觀點,大立“政治是統帥,是靈魂”、“實踐第一”的觀點。教學內容上,批判“洋奴哲學”、“繁瑣哲學”,主張刪繁就簡,大量的專業課程被削減。教學方法上,批判以教師為中心、以書本為中心,提倡極端的“教學民主”和所謂的“自學”,實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眾練兵運動”。在“上、管、改”(即工農兵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的極左政策的沖擊下,學校和教師成為管理、改造的對象,教學工作進退兩難。同年,首屆工農兵學員到煙臺小鋼聯、煙臺機床附件廠、棲霞桃村、蓬萊聶家、榮成大漁島等地開門辦學。10月25—29日,全校師生進行野營拉練。這次拉練分兩路進行,一路是煙臺—棲霞—萊陽—招遠—黃縣—蓬萊—煙臺;另一路是煙臺—棲霞—萊陽—萊西—即墨—青島—嶗山。課堂教學時間被過多的活動占用。

      1972年至1973年秋,是“文化大革命”相對“晴好”的時期。這期間,學校相對安寧,教學秩序相對穩定。1972年,學校制定了《學員成績考核辦法》、《考勤暫行辦法》、《教務工作條例》,教學工作有了制度化的保障。1972年出臺的《教務工作條例》受時代影響,雖然不可避免地包含有許多極左的成分,但也明確提出了“切實做好教學業務工作”、“穩步提高教學質量”的要求,并明確了工農兵學員的培養目標是“多快好省地培養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的中學師資”,要求教學工作“必須從當前中學實際和工農兵學員的實際出發”,“防止教學脫離中學實際和學員水平,偏于向綜合性大學看齊,貪多求全,輕視師范教育的思想”。是年,校黨委決定:校一級辦事機構設政治處、教務處、總務處;中文、數學、物理、化學、英語5個專業開始按系建制,設黨支部和系務委員會。各系在黨支部和系務委員會的領導下都制定了學期教學計劃,教學秩序得到初步建立。

      1973年秋,白卷英雄張鐵生事件后,全國涌現了一批如柴春澤、黃帥等白專“反潮流”英雄,受此影響,剛剛恢復平靜的校園再起波瀾。10月,學校開展對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大批判活動,10天之間師生張貼大字報400多份,歪曲此前學校恢復教學秩序的努力為“后退、回潮”。受此影響,學校教學上廢止了考試,學生放松了文化課學習,教學秩序再次陷入混亂。

      1974年3月,學校成立了由工農兵和師生組成的“開門辦學”領導小組,提出把“開門辦學”的指導思想和計劃完全交給工農兵,讓他們廣泛參加到“各個教學環節中來,管教、管學、管方向”,不斷地批判“師道尊嚴”。考試實行“多種形式的開卷考試制度”,“堅決廢止以學生為敵人,實行突然襲擊的閉卷考試方法”。聲稱“學員是考試的主人,要讓學員參加出題、評議”。在師資隊伍的建設上,提出“留校和統一分配來的工農兵學員,是教師隊伍的新生力量”,原有的教師隊伍要“團結、教育、改造”。同年8月15日,經煙臺地委研究決定,軍宣隊代表潘開源任學校黨委第一書記,主持黨委全面工作,任職2年。12月5日,在上堯西山“和尚溝”征用荒山34.5畝,開山墾地建“大寨田”,作為開門辦學的“學農基地”。

      1975年,學校緊鑼密鼓地開展“反修防修”和“評法批儒”的活動,在所謂的開門辦學中,廣大師生的精力被迫投入到頻繁的政治活動和大量的工農業生產勞動中,專業教學時斷時續。12月21日,校黨委批準王益常、杜昌祚、馮志令、秦允聰、劉恒鵬5名學生“社來社去”。

      三、“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6年,國家經歷了痛失三位偉人的悲痛,也醞釀著歷史的深刻轉型。10月6日,黨中央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災難。這一年,以“四人幫”被粉碎為界,學校在春寒料峭的政治氣候中開展新舊交接的各項工作。

      9月9日,毛澤東主席逝世。下午,全校師生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的消息,整個校園陷入悲痛之中。9月11日全校師生員工參加了煙臺市舉行的毛主席悼念活動。10月14日,校黨委決定,迅速掀起學習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的活動,要求師生員工在1977年9月9日前,通讀《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學好“馬列六本書”。

      10月30日,校黨委舉辦校系領導干部學習班,學習中央文件,深入揭批“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罪行。11月26日,校黨委做出“深入開展揭發批判四人幫反革命罪行”的決定,開始從思想上逐步清理“極左”思潮對學校辦學思想的影響。

      12月23日,校黨委批準張玉民、張守桐、陳發敏、高樹洪四位同學的申請,同意他們大學畢業后回鄉當農民。

      同年,增設政史專業,該專業當年招生36人,合計中文、數學、物理、化學、英語5個專業共招收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357人,工農兵學員的培養接近尾聲。尾聲期的75、76級工農兵學員在“文革”后期進入學校,在新時期走向新時代,經歷了歷史的深刻轉型,不僅政治上得到鍛煉,隨著教學秩序的逐步恢復,專業學習也開始走向正規。

      到1976年底,學校設中文、數學、物理、化學、英語、政史6個專業,在校生577人,教職工316人,其中專任教師135人,講師8人。學校正是帶著這樣的家底走向新時期的。

      第六章 走向正規的煙臺師范專科學校

      (1977年8月—1983年12月)

      第一節 重建學校秩序

      “文革”結束后,學校的發展與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從1976年10月開始,學校一方面不斷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罪行及其對學校造成的惡劣影響,從思想上進一步清除“極左”思想的影響;另一方面從1977年恢復了高考招生制度后,充實、純潔干部隊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加快學校基本建設,整頓學校秩序。經過艱苦工作,學校的工作重點逐漸轉移到辦好社會主義高等師范教育的軌道上來,為學校在新時期的起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恢復高考招生制度

      1977年8月,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召開,決定廢除原來的推薦制,實行“自愿報名,統一考試,擇優錄取”的招生原則。同年11月,山東省招生委員會辦公室出臺《山東省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計劃》, 12月下旬,學校實際錄取77級新生436人。1978年3月5日,新生入學報到,其中中文86人,政史39人,英語75人,數學79人,化學78人,物理79人。此后,學校招生規模連年擴大,至1983年,已有在校生1376人。

      二、軍工宣隊撤離學校

      軍工宣隊(“解放軍、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簡稱)于1967年7月黨中央號召“復課鬧革命”期間進駐學校,至1977年11月撤離,前后達10年之久,其成員擔任學校和各部門、各單位的重要領導職務。軍工宣隊進校之初,紅衛兵組織迅速衰落,對解決學校嚴重的派性沖突、結束混亂局面等一些老大難問題有所幫助。但因其成員對教育工作和進駐單位的業務工作不熟悉,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執行的主要是左傾政治方針和路線。文革結束后,軍工宣隊已不適合繼續留在學校。

      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轉發教育部黨組《關于工宣隊問題的請示報告》,工宣隊“已經完成特定情況下的特殊任務”,批準全部撤出學校。根據這一精神,11月18日,軍工宣隊撤離學校。軍工宣隊撤離帶給學校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學校的干部隊伍發生“人荒”,原來軍工宣隊成員擔任的領導崗位全部空缺。6個系中5個沒有配齊正副書記和正副主任,有的系甚至只有1名書記、1名副主任。學校急需建設一支適合新時期高等教育工作的干部隊伍。

      三、充實和調整學校各級領導班子

      1978年4月,中共煙臺地委任命徐學善同志為學校黨委書記。7月15日,煙臺地委公布,史遠偉同志任校長。9月,校黨委請示煙臺地委組織部調整學校機構,撤銷校革命委員會辦公室、政治處,增設黨委辦公室、組織部、宣傳部、人民武裝部、校長辦公室、人事處。9月15日,“煙臺師專革命委員會”印章廢止,“煙臺師范專科學校”印章啟用。

      1979年2月17日,經煙臺市人民武裝部批準,學校設立武裝部。5月23日,校黨委決定成立“中國共產黨煙臺師范專科學校紀律檢查委員會”。次年8月20日,校黨委決定成立“煙臺師范專科學校工會委員會”。學校領導機構進一步健全。

      1983年7月9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煙臺師專第一次代表大會隆重召開。徐學善同志作了《深入貫徹黨的十二大精神全面開創學校工作的新局面》的工作報告。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國共產黨煙臺師專委員會,徐學善、宋簫平、孟繁融、王錫湖、鄶修泉、佘榮福、竇錫發、劉鳳鳴、于文書為黨委委員。中國共產黨煙臺師專第一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徐學善為黨委書記,孟繁融為黨委副書記。會議選舉產生了中共煙臺師專紀律檢查委員會,呂玉成、邢欽文、鄒吉君、王旭東、鄒香娥為紀委委員。這是我校建校以來召開的第一次黨代會,會議的勝利召開,為學校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和思想保證。

      四、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激勵教師教學積極性

      在1978年3月18日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鄧小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的命題,指出人民教師是培養革命后代的園丁,他們的創造性勞動,應該受到黨和人民的尊重。同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又強調指出,要尊重教師的勞動,提高人民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采取適當措施鼓勵他們終身從事教育事業;要熱情地關心和幫助教師思想政治上的進步;要積極地在優秀教師中發展黨員。鄧小平的講話極大地教育和鼓舞了全校廣大教職工。學校黨委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認真貫徹黨在新時期的知識分子政策,主要做了五個方面的工作。

      (一)在思想上重視,政治上信任。1978年,校黨委在整黨整風工作中,批判“四人幫”將教師誣蔑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謬論,明確廣大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勞動者,提出要理直氣壯地依賴教師抓智育,把教師隊伍建設作為一件大事抓好,切實糾正知識分子學非所用的問題。

      1978年至1980年間,校黨委對在“文化大革命”間受過觸及、做過錯誤處理的13名老知識分子,進行了認真的復查工作,糾正了加在他們身上的錯誤結論,使他們在政治上獲得了解放。在組織上,學校重點在教師隊伍中發展黨員,1979—1980年兩年間發展5名教師入黨。1983年4月,數學系楊鳴岐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10月,張承先當選為煙臺市第六屆政協副主席;同年,宋蕭平當選為中共煙臺市委委員;王冰彥被評為山東省勞動模范。

      (二)選拔知識分子進領導班子,使他們在工作中有職、有權、有責。正常的教學秩序恢復以來,學校工作中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內行的教學領導力量不足。針對這種情況,學校先后選拔了12名講師以上職稱的教學人員進校系兩級領導班子。教務主任、各系主任及分管教學的副主任均由講師以上職稱的知識分子擔任,充實并加強了教學業務部門的力量。

      (三)在技術職稱上大力支持。校黨委指出,對于在教學、科研中做出顯著成績的教師,要及時給予鼓勵、表揚,并按時根據教師業務水平提高的情況給予評定晉級,努力培養出自己的教授、副教授。

      學校于1978年恢復職稱評定工作,4月28日,校黨委公布12名教師晉升為講師。10月30日,經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教育局批準,張承先、劉菩按同志任副教授,這是學校歷史上的首批副教授。1979年1月11日,學校公布40名教師晉升為講師。1980年2月1日,校黨委公布24名教師晉升講師。同年9月29日,經山東省教育廳批準,校黨委公布魏遠、王冰彥、宋蕭平、趙晉升、趙曙光5名同志任副教授。12月27日,學校再次晉升11名教師為講師。此后學校的職稱評定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至1983年,學校已有專任教師218人,其中講師111人,副教授8人,教師隊伍的職稱結構得到較大改善。

      (四)在業務上大力培養提高。1978年1月,教務處出臺《關于加強師資培養工作的意見》,提出提高教師業務素質的系列舉措。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舉辦業務培訓班,安排教師每周有三天半的時間進行業務進修。由本校老教師講課,系統地加深、加寬中青年教師的知識面。僅1978—1979學年,全校共開設不同類型的業務進修班7個,進修人數達96名,占當時教師總數的60﹪。二是組織教師外出培訓進修,僅1978—1979年上學期全校就派出19名教師外出進修。一系列措施的實施,有效提高了教師隊伍的整體業務水平,從師資業務素質上保障了學校在新時期的快速發展。

      (五)在生活上關心照顧。1978年12月,學校在校外動工建設教工宿舍樓,緩解了知識分子的住房困難問題。1980年,學校根據省委、省政府關于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指示精神,對15名高、中級知識分子的家屬戶口辦理了“農轉非”。同時還給講師以上職稱的知識分子配齊了書架、寫字臺或偏幾,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大為改善。

      這一時期,政治安定、寬松,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有條不紊地落實,知識分子受到社會的尊重,廣大教師心情舒暢,工作積極性空前提高,他們決心把“文化大革命”中損失的時間奪回來,積極投入到教學、科研中,成為黨在新時期學校辦學的依靠力量。

      五、加快學校基本建設,保障學校快速發展

      1977年6月,根據全國科學大會和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精神,參照教育部《1978—1985年全國教育事業規劃綱要(草案)》的要求,山東省革委教育局編制了《1978—1985年山東省普通高等學校教育事業發展規劃(草稿)》。該《發展規劃》要求山東省內高等師范院校要加快發展速度,1978年至1985年間,確保在校生規模每年保持25.4﹪的增長速度,分解給學校的年增長速度為20.3﹪。

      面臨這一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學校的基本建設卻困難重重,任務艱巨。此時學校面臨著校舍緊張,課桌、椅凳、床鋪嚴重短缺,伙房、餐桌短缺,教工住房緊張等困難。

      1978年11月12日,學校向山東省革委教育局提出《關于擴建校舍征用土地的請示報告》,要求增建校行政辦公建筑面積3250平方米、圖書館建筑面積3500平方米、教職工住宅建筑面積4000平方米。1979年12月28日學校收回原已征用的、后由上世回堯大隊耕種的土地18.7畝,修建田徑場。1980年10月10日,學校編制了一份指導未來學校建設的《基本任務建設設計計劃書》。1981年3月31日,學校成立基本建設辦公室,專門負責學校的基本建設工作。1983年12月,征用煙臺醬油廠新建廠址的70畝土地,為學校向北區擴建奠定了基礎。從1977年到1983年,學校先后建設鍋爐房、7號宿舍樓、校外教工宿舍樓、圖書辦公樓、9號宿舍樓、學生二食堂和10號宿舍樓等建筑。至1983年,學校已建成校舍45萬平方米,教學、辦公用房基本能滿足需要,5300平方米的圖書館大樓藏書31萬冊,全校儀器設備總值90.8萬元。

      較快的校園基本建設從物質上保障了新時期學校的快速發展。1979年,學校增設體育系,當年招收首屆專科生39人,學制2年。1980年6月2日,山東省教育廳批準學校中文、英語、數學、物理、化學、政史專業從80級開始恢復3年制。至1983年,學校已有7個系,教職工500人,其中專任教師226人,學生1376人,在規模上領先省內其他師范專科學校。

      第二節 教學科研工作

      一、教學工作穩步提高

      這一時期學校的教學工作重點抓教學質量,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一是整頓領導班子,加強對教學工作的領導。把有教學經驗的教師提拔到領導崗位,配齊各系的主任、副主任,要求各級領導都要深入教學第一線,蹲點、聽課、評課,在生動的教學現場中,與廣大師生一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二是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激勵教師的教學積極性。1978年1月,教務處出臺了《關于加強師資培養的意見》;1980年,學校制定了教務工作計劃,提出師資培養工作的幾項措施,要求青年教師通過校內進修的方式,在2-3年內達到本科水平,并要求各系根據每位青年教師的實際情況制定落實到個人的進修計劃。這期間,學校陸續舉辦了英語進修班、日語進修班、世界歷史進修班、實變函數進修班、微分方程進修班、數理方法進修班、電動力學進修班、結構化學進修班等10余個校內青年教師進修班,這種以老帶新的校內進修方式,極大地提高了青年教師的教學業務水平。外出進修主要以中年教師為主,同時加強對重點教師的培養。學校積極創造條件幫助他們在本學科的某一方面達到山東省和全國先進水平,成為學校的學術骨干和帶頭人。

      在努力提高教師教學業務素質的同時,學校還十分重視教育教師牢固樹立教學為主的觀念,提出教師的主要任務是教學。教師要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學,要從各方面關心學生成才,對學生全面負責,既管教又管導。

      1980年,學校出臺并開始試行《教學人員工作條例》,對教學工作量大、完成教學任務好的教師給予精神鼓勵和物質獎勵。1982年9月19日,為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充分發揮教師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科學安排和合理使用師資,切實保障教學質量的提高,經校黨委研究決定,在全校開始試行教師工作量制度,將教學任務目標分解落實到人,極大地激勵了教師教學的積極性。

      三是認真編制教學大綱,使教學工作做到有章可循。1979年以前,大多數課程沒有教學大綱,教學內容各自為政,教學進度參差不齊,教學管理無章可循,教學質量建設停滯不前。1979年,學校根據山東省教育廳《關于提高高等學校教學質量的幾點意見》,發動全體教師對全校開設的45門課程的教學內容進行了認真研究,在此基礎上全面制定了科學、合理的教學大綱。

      教學大綱的制定是一個集思廣益的過程。首先,發動全體教師認真討論教學大綱之于建立正常教學秩序、保證教學質量的意義。然后,采取專人負責起草、群眾討論的辦法,每門課的大綱盡量由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負責起草,教研組全體教師參加討論。根據學校的培養目標和教學計劃,吸收本科大學有關教學大綱的合理成分,總結了學校創辦高等教育20余年來的經驗教訓,聯系當時中學教學的實際,對課程的目的要求、內容體系、深度、廣度、難點、實驗、練習、作業、參考書、課時分配、教學方法以及該課程在整個教學計劃中的地位作用、同鄰近課程的聯系與區別等問題,進行認真研究、詳細論證,確保大綱科學、合理、符合教學規律。

      制定和試行教學大綱,給學校的教學工作帶來了可喜的變化。其一,教學工作無章可循的混亂局面得到根本改善,有利于教學秩序的整頓。其二,教師備課、授課有了可靠的依據,有利于教學質量的提高。其三,教學管理有法可依,有利于教學質量的檢查。其四,帶動、促進了教材編寫、儀器設備購置、師資培養等各項工作,有利于按部就班地搞好教學基本建設工作。

      四是嚴格學生管理,養成良好學風。1980年,學校全面試行《學生學籍管理細則》,從嚴明紀律、嚴格管理入手,整頓教學秩序,樹立尊師重教、勤奮好學的校園風氣。1982年開始試行獎學金制度,鼓勵學生形成刻苦學習、求真務實的優良學風。同時學校十分重視培養學生的公共道德,通過開展“五講四美”、“向張海迪同志學習”、“文明禮貌月”等一系列活動,使學生樹立明確的學習目的,培養刻苦的學習精神和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保證教學效果落實到學生整體素質的提高上。

      二、科學研究工作開創新局面

      1958年學校創辦專科層次的高等教育以來,由于教師隊伍的科研素質相對不高,也由于受當時教育大環境的影響,在辦學思想上基本忽視了科研工作,學校的科研工作20年來一直徘徊不前,科研成果寥寥無幾。

      1978年3月,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技術就是生產力”的命題。鄧小平同志的講話極大地鼓舞了學校教師的科研積極性,校黨委開始把科研工作當作一件大事來抓。1978年3月,學校制定了《1978—1985年科研規劃》,確立了39項科研項目,分解落實到各系、各項目負責人,并提供比較充足的經費支持。在研的科研項目有《左傳》選注、唐詩淺論、中學古文評析、同義詞詞典、日語助詞等文科項目近20余項,以及統籌數學在制鹽工業中的應用、數學經驗公式、太陽能的利用等理科項目10余項。

      1979年5月19日,經校黨委批準,學校成立學術委員會,校長史遠偉任主任。學術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審定科研項目,審查科研成果,審議教師的學術論文,主持校際學術交流和校內學術討論會,并對學校教育發展規劃、科學研究中的重大問題提出建議。科學研究工作成為學校各項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科研工作有了組織保障。僅1981年,就有39名教師發表學術論文85篇,其中在國家級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18篇。科研成果無論在量上還是質上都有了歷史性的突破。

      1973年創辦的《語文教學》刊物在這一時期學術影響力大增,1977年,郭沫若同志親為題寫刊名。該刊物先是內部發行,后經山東省委宣傳部批準,從1981年第1期起在國內公開發行(山東省期刊登記證第028號),是國內最早發行的語文刊物之一,訂戶遍布全國,如黑龍江、吉林、甘肅、新疆、青海、四川和江浙一帶都有不少訂戶,甚至有國外學者也要求訂閱。此刊在省內和全國語文教學戰線上形成了一定影響,給學校帶來了良好的學術聲譽。

      1983年12月13日,為推動學校學術理論研究活動的進一步開展,學校向山東省委宣傳部提出關于創辦煙臺師范專科學報的請示。次年2月獲山東省教育廳批復,同意煙臺師范專科學報暫作內部發行,待各方面的條件成熟后,再另行申請公開發行。

      第三節 “煙師作家群”的社會影響

      學校求真務實的優良學風和創新進取的教學科研新局面,為這一時期的人才成長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從1977年到1983年,學校為社會培養了2672名畢業生,他們以綜合素質高、敬業精神強、基礎知識牢和職業技能好,深受用人單位好評,為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基礎教育事業撐起了一片藍天。他們當中既有劍橋大學丘吉爾學院院士、東方語言研究所所長袁博平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齊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專家、博士生導師王志民教授等一批知名學者,也有喬延春、曲植凡等在各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擔任重要職務的領導干部,還有在商界取得驕人業績的企業家。更多的畢業生則工作在基礎教育戰線上,山東省內許多中學的領導、教學骨干都是這時期學校的優秀畢業生。

      尤其可喜的是,受到社會廣泛贊譽的“煙師作家群”的主要成員大多是這個時期的畢業生,他們在文學創作上取得的突出成績為學校贏得了榮譽,成為學校人才培養史上的一道靚麗風景。

      一、“煙師作家群”的基本情況及其社會影響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隨著一批包括蕭平、張煒、矯健、曲波(詞作家)等30多位學校師生的文學成就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煙師作家群”的說法逐漸流行于世。有學者評價,“煙師作家群”這種獨特的人文現象和文化成就在國內高校是相當少見的。2007年4月,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來校,揮毫題詞“人杰校靈”四個大字,高度評價學校在人才培養上取得的成就。

      78級學生,著名作家、山東省作協主席、魯東大學文學院名譽院長張煒是“煙師作家群”中的突出代表。張煒在校期間就創辦文學刊物《貝殼》,投身文學創作。其創作嚴謹、勤奮而多產,已出版文學作品及理論著作近1200余萬字,其中包括《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等長篇小說十四部,《蘆青河告訴我》等中短篇小說集二十余種,《融入野地》等散文集近30種,《時代:閱讀與仿制》等文論集十余種。張煒的作品多次在國內與海外獲得包括全國短篇小說獎、莊重文學獎、上海文學獎長篇一等獎等在內的各種重要獎項。特別是《九月寓言》被評為“九十年代最具影響力圖書”,《古船》更被評為“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和“中國文學百年百優”,“臺灣金石堂最具影響力圖書”,并且與老舍的《駱駝祥子》、沈從文的《邊城》一同因“準確反映中國的文化與價值觀,以便讓全世界的讀者有機會欣賞到這些在過去的歲月中曾經感動、激勵過中國人民的優秀作品”而入選全球最大的英文出版商之一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團“擁抱中國”計劃,張煒也是唯一獲此殊榮的當代中國作家,受到了世界文壇的矚目。2010年,張煒450萬字的長篇小說《你在高原》出版,這是已知中外小說史上篇幅最長的純文學著作。

      矯健,79級學生,知名作家,煙臺市作協主席,省作協主席團委員。著有長篇小說《河魂》、《天良》等,中篇小說集《老人倉》,短篇小說集《第七棵柳樹》,劇本《飛越》、《闕里人家》等。作品曾獲1982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4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十月》文藝獎、天馬優秀影視文學獎等獎項三十余種,產生了廣泛的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后,矯健陸續創作了《紅印花》、《金融街》、《換位游戲》、《樓王之謎》等財經類小說。此外,78級、79級的知名作家還有滕錦平、尚通、馬海春、姜忠華、冷麗華、黃志毅、于清才等。

      蕭平(宋蕭平)、徜徉(趙曙光)、山曼(單丕艮)等既是教師,又是作家,他們共同組成了煙師作家群中的“教師陣營”。蕭平,中文系教授,歷任中文系主任、煙臺師范學院院長等職。自上個世紀50年代起,蕭平就以《海濱的孩子》、《三月雪》等名篇奠定了其在當代文學史上的地位。1978年,他的《墓場與鮮花》更以深刻的理性批判意識、清醒的現實主義品質獲得了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這是“文革”結束后山東省最早獲得全國短篇小說獎的作品,為山東省新時期文學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此后,蕭平的《歸來》獲得了中國作家協會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征文獎,《翡翠鸚鵡》獲得了第六屆百花文藝獎。這些作品體現出蕭平對于文學與藝術嚴肅的、近乎是神圣的一種精神追求,一種人生境界,也為學子作家們樹立了創作典范。

      徜徉(趙曙光),中文系副教授,出版有散文集《迷離夕照》、《楓韻》等,小說集《夕陽走遠》、《雨后黃昏》等,新詩集《犁》、《浪花塔》等共近三十種作品。山曼(單丕艮),中文系教授,以民俗散文、游記散文見長,是山東省內屈指可數的民俗學專家,出版有《山東居住民俗》、《解放區民俗》、《中國民俗通志?生產民俗志(北方卷)》、《齊魯鄉語談》、《山曼散文集》、《驛路萬里—鐘敬文》等近十種文集,散文《冰心在煙臺》等作品多次獲獎。

      二、深厚的歷史傳統

      學校師生的文學創作傳統源遠流長。早在30年代的第二鄉村師范學校時期,就有著名作家臧克家、何其芳、吳伯簫擔任學校的領導或教員。40年代的膠東公學時期,學校培育了曲波(《林海雪原》的作者)、江波(《霧中過三峽》的作者)、孫波等一批在建國后卓有建樹的作家群體。

      學校創辦高等教育以后,師生的文學創作傳統得到進一步的繼承和發揚。59級學生李芳苓畢業后不久既已展驥,60年代初以《漁家情歌》等作品初登文壇,此后《“老列席”和“家家管”》、《我不能說媽媽好》等作品都有不俗反響。1961年,學校由萊陽遷至港城煙臺,學子作家群的陣營進一步壯大。64級學生李存修70年代起即投身游記散文的創作,共發表作品400余萬字,出版散文集《愛在人間》、《愛心無國界》等25部,其中兩部作品集在港臺再版,兩篇散文進入香港和韓國大學課本,產生了較大影響。72級學生綦國瑞出版了散文集《家住海邊的日子》、報告文學《大海起蛟龍》等作品集十余部。

      三、八十年代結碩果

      進入上個世紀80年代,“學子作家群”忽如火山噴發般迸發出熾烈的激情,一夜春風,搖曳起千樹萬樹的梨花,“作家群”開始真正地體現出“群”的特征與規模。學子作家群的領軍人物之一,現任煙臺市作協主席矯健曾經回憶說:“二十八年前(1979年),我考入煙臺師專中文系。我有幸邂逅一批同學,志同道合,激情洋溢,寫小說,辦刊物,狂做作家夢!我們此后的人生,也一步一步地演繹著作家夢,使之成為現實。于是煙師作家群成為一段佳話。”(《校園美文集?作家夢的變遷(代序)》)

      一兩個學子作家的偶然出現可以依靠地緣文化的無意支撐及哺育,然而“煙師作家群”的成長從“無意”到“有意”,從偶然到必然卻始終離不開奉獻篤行的園丁。張煒在談到自己的創作歷程時也特別提到了老師們對他們的幫助:“中文系主任、作家肖平(即蕭平)關心我們的文學活動,中文系的老師與我們一齊討論稿子。”(《野地與行吟?校園憶》)

      80年代初期,學校出現了級級都有文學社的盛況,“貝殼”文學社、“同學”文學社、“大地”文學社、“樹人”文學社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以這些社團為依托,學子們飛揚著文學才情,吟詩唱和,撰文切磋,激蕩著青春的心靈。張煒曾回憶說:“入校第一年,我們幾個有志于文學的人便組成了文學社。因為當時全校有不止一個文學社,也不止一份油印文學刊物。我們的文學社比較壯大,組成的學生縱跨三個年級,出版有最漂亮的油印文學刊物《貝殼》。當時我們的刊物與省內外許多大學社團的刊物交換,活動頻繁。文學社的各種文學討論會、作品朗誦會不時召開。是對文學的虔誠無私,把我們這些不同年齡、來自不同地區的人凝聚一起。沒有一個人開文學的玩笑,文學在當時是不容置疑的神圣之物。”(《野地與行吟?校園憶》)

      回顧學校的發展歷程,歷經二鄉師、膠東公學、萊陽師范從未間斷過的文脈傳承,改革開放初期蔚成大觀的“煙師作家群”現象無疑是最靚麗的風景之一,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它是學校歷經半個多世紀的艱苦努力,塑造出的第一個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形象品牌,是學校這個時期取得的最突出成果之一。

    [ 責任編輯: 李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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